印度2011年后将向国外光伏电池开放市场

（六）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设法治军队 依法治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和逻辑必然。

[210]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让全社会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在古希腊，法治论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指引作用，人治论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个别指引作用。

[26]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秩序内涵着秩序与活力的辩证思维，包含着和谐秩序的一般法理。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由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而且，依规治党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145] 1.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97]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第8页。

[11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5版。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由此观之，虽然证据的科学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根据司法的终局性判断原则，在对法律与审判问题最后做判断的时候，仍旧不得不依赖法官自身。

[10]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生运气概念本身是没有问责契机的。[16] 同等可能性决策是指，当决策人在决策过程中不能肯定哪种状态容易出现、哪种状态不容易出现时，可以判定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是相等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法学领域出现了作为科学的法学运动以及法律实践的科学化倾向，试图克服司法的非确定性。

[17] 冯·米塞斯分布（von Mises distribution）作为一种圆上连续概率分布模型，也被称为循环正态分布（circular normal distribution），米塞斯在其生平最后一部著作《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中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对此做出了更加全面的诠释，参见[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特别是第四章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36] 另外，此处还涉及个人特质或心理倾向所导致的补偿自然劣势的保险方案问题，对此进一步的展开，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1-96页。

[10]而在传统的法学理论看来，司法本身即是在对偶然因素做去随机化的处理，克减复杂性和非确定性，找出一个案件的正确解答。与此同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带有盖然性的经验反思来对逻辑推论进行修正，往往会强调特殊的情节和例外，这种强调其实也是具有概率性的。[11] N.Luhmann，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Luchterhand，1975. S.141. 日译本，风行社1990年版，第158页。显然，这样的民事审判具有一定的概率性，这里所展现的，也正是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不断增强的社会中司法制度演变的一种趋势。

1950年代后期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没有拍卖程序，但却通过赎买的方式实现资源平等。[11]不言而喻，法律不可能完全像近代科学那样，对诉讼上的因果关系做精准的证明。对于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来说，税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税率就等于公共物品的价格，公民是以税金来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关键词：不确定性，风险，概率，法律决策，侥幸均等正义论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近代法律具有非常明显的决定论的特征。[22] [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与此同时，在风险沟通过程中还会出现所谓群体极化的现象，如相同价值观的群体就某一现象发表类似的意见，这种意见经过反复的积累、交织与共振，导致原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鲜明、甚至越来越极端化，这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时有发生，也是在风险社会的治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与上述三种情况稍有不同的是第四种类型，即主观概率，它是人们根据经验、知识和信息所做出的可能性的判断，此时对概率的解释是主观化的。

诉讼上因果关系的论证，始终是以高度盖然性的证明作为目标的。更详细地说，就是决定的风险。在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看来，程序和契约都具有盖然性，其未来的结果都是开放的，需要将判断和决定的机会留待今后，而这也正是新程序主义的出发点。为了真正实现互惠并使双方理解和满意，必须加强反复的沟通和谈判。德沃金把选择自由与责任自负的理念嵌入关于平等以及公平分配的正义理论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非常符合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有些法哲学研究者觉得原生运气与选择运气的概念难以理解、有失严谨甚至没有必要区分，但这似乎并未领会德沃金或卢曼在此处的深入思考。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了程序这样一种特有的行为秩序的发展。在欧洲大陆，这种非决定论指向的法学运动，主要表现为对概念法学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法学派。

当现代科技手段用于审判时，还存在跨学科所导致的可变性，如数据安全、电磁波的影响，磁悬浮的辐射等等。[20] 对于风险命价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决策问题，参见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199页。

在这里，德沃金的侥幸均等正义论的意义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在新冠疫情的防疫过程中，过于严格的隔离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的严重问题，也有可能挤压其它疾病治疗的空间，这时便可能造成新的风险：因新冠病毒感染而产生的患者减少了，或者致死率下降了，但是其它疾病所导致的致死率可能反倒增加了。

结合此次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问题，我们不妨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审视：一方面，是预防原则与规制举措可能导致的新型风险或潜在风险问题。牛顿的学说同时为认识和检验根据定理所得出来的结果（比如预测行星的轨道、预测落体运动的速度）提供了具体的技术与方法。从系统内部的视角来看，未来是不可预测的。[4] 如果对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有所了解，会发现这里表述的形式可能与通常有所不同：实际上，根据计算单位及条件设定的不同，方程式的表述方式也会有变化，图一显示的是其最常见的表述方式。

风险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与完全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即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来把握，换言之，人们可以对风险进行预期值的计算。[37] 结 语 以上三个部分的内容立足于法律实践和法律制度设计，探讨了不确定性、概率乃至运气之于资源和风险分配的问题。

最后，再根据这些数据来验证自己的假说，即内心确信，此时得出的判断就是后验概率。[32] 参见《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其第二章资源平等、[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02页。

例如霍姆斯大法官强调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7]。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桑田对初稿进一步润色和改写，并补充了注释。

概率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但也具有实现可能性。理解入险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纳税的意义，因为公民通过小额定期的纳税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我们知道，现今一系列矿产、林地、国库券、无线电频率的开发权与销售权的划分与定价皆与拍卖有关，它已然成为了分配商品和服务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而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被授予了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对新拍卖形式的发明方面做出了贡献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他们也正是同步多轮拍卖（SMRA）形式的提出者。正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现了康托洛维茨（Hermann Kantorowicz）所倡导的自由法运动。

[38] 季卫东，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13]在此意义上，司法程序中的科学鉴定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人们不断通过科技手段来预防和减少司法实践中的非确定性问题。

把运气的观念纳入社会正义理论以及法理学的视野是德沃金的一个重要贡献，由此成长出了所谓侥幸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的思想流派[27]。图二  罗尔斯正义基本原则的构成 我们知道，互惠性与权利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权利是既定的、明确的，而互惠性与讨价还价、妥协、互利如影随形，带有偶然和概率的色彩。

[14]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罗尔斯的OP分配曲线在区分更有利群体和更不利群体的基础上建立了差别原则适用场景的分析坐标，为差距的指数测量提供了包括最高平等—正义直线（JJ）、公平分配最大值（D）、纳什点（Nash）、边沁点（Bentham）、封建点（Feudal）等基本概念或指标，形成了一个理论分析的初步框架。